是英国的皇家植物园林，是当今世界文化遗产和国际最著名的植物学研究机构之一，于1840年从私人的皇家园林逐渐转变为国家植物园。关于邱园发展的历史有许多著作，有趣的是，一些与邱园有关的旧照片，显示了一些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男性被征召入战场，女性首次有机会代替男性进入邱园工作的情形。
她们穿着由围裙和木屐组成的“战斗装”，学习着新的园林维护的知识，做着繁重的工作。对许多女性来说，战争年代受雇于邱园，是她们第一次体验到有偿工作，许多游客也是第一次看见女性在这样的公共场合工作。她们喜欢自己的工作，在工作过程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学习与适应能力，但遗憾的是，虽然战争期间女性占邱园全体员工的大多数，她们的晋升道路却仍充满困难，战争结束以后，女园丁的数量也就下跌了。甚至于到了1952年，出现了一位女性都没有的情况。很多女性抱憾离开她们的岗位，因为已经享受到有偿就业带来的自我激励，一些女性在另外的地方继续做着园艺活计。1954年，女性重返邱园的职工体系，许多年后，她们的人数才与战争时期齐平。
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邱园的故事》，内容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邱园的故事》，[英]林恩·帕克、[英]基里·罗斯-琼斯 著，陈莹婷 译，后浪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年1月版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邱园的生活就没有中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园区的日常管理事务受到干扰，这极可能是由于志愿者替代了正式园丁，但这样的一个问题并没有持续很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邱园对公众关闭了，数量缩减的工作人员被重新部署，为员工和游客建造了防空袭设施，但邱园很快又重新开放，参观规模实际超过了和平年代。无法替代的图书馆物品被疏散至牛津郡和格洛斯特郡。
在两次战争中，每家每户的草坪都得到了开垦，因为大家被敦促“为胜利而挖”。为了让英国民众自给自足，公共土地（包括邱园绿地）被划分成小块的配给土地。邱园承担了一个新功能— 自创一种“示范”补给田，试图指导公众以最佳方式种植自己的蔬菜，还开垦了一些能供当地居民使用的土地。邱园的科学研究变得与努力抗战更直接相关，植物学者们将注意力转向寻找可替代的粮食作物和药用植物之上，这些植物已无法再进口。他们还开展了试验工作，例如把荨麻织物应用于增强飞机制造中使用的塑料的功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30多名女园丁受雇于邱园，其中大多数人一直留到 1918 年，还有些人留到1922年3月31日，那一天女园丁们的聘用关系终止了。1941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时，英国强制征召妇女参加战争期间的工作，邱园再次要求女性填补岗位空缺，这一次招聘的人数比以往的更多。
在国内战线上，由于人们试图从困苦和动荡的生活中暂时转移注意力，参观邱园的游客数量便从1941年的825372人次猛增至1943年的1401001人次。对于寻求一日游的伦敦人来说，旅游路程的限制意味着邱园是一个合适的目的地。这张照片摄于1940年左右，展示了游客在参观邱园内的一个示范区。
1915年12月，《邱园协会杂志》报道：“在过去 9 个月里，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让一切事物黯然失色。”据杂志描述，那年年会上，协会主席提议为皇家军队干杯，并评论道“邱园同胞正竭尽全力”，而且他“乐于看见以前熟悉的卡其色出现在房间内”。除了一名已婚的工人之外，所有处于服军役年龄（40岁以下）和满足服役条件的员工都已应征入伍。女性承担了许多任务；仅1915年，38位固定的园丁中就有24位女性。
棕榈温室外威廉·纳斯菲尔德的花圃承担了一个新角色：粮食作物替代花卉展览。1915 年，《邱园协会杂志》发表了以下的诗歌，题名为“我们的光荣榜，帝国的园丁们”。署名只是简单的“H.H.T.”，这可能指《园艺师》杂志的编辑哈利·H. 汤普森。他曾是邱园的一名园丁，后于 1899年离开了。
怀着这样的信念：当一天的工作来临时，就完成一天的工作， 在淡泊寡欲中孕育平和的艺术—不追名逐利，
这张照片展现的是1916年邱园的女园艺师们。到1918年，战争已经持续了四年，女性发挥着慢慢的变大的作用：她们一般作为男人的助手在植物标本馆工作，但在植物园，却有3 位女性担任领班之职。34位园丁的队伍里，有23位是女性。露西·乔舒亚是 1915 年加入邱园的那批职工之一，起初她发现这份工作“枯燥……要修整灌木丛和帮助推动又重又很不平衡的割草机滚起来……不过，我们觉得这是抗战工作，因而心情一直很愉悦”。她回想起，除了棕榈温室外，女性在每一个部门是怎样工作的，尽管大部分人被分配到了园艺部。如图所示，女工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获封“科茨的后宫”（Coutts’ harem）之名，因为女工团体的领班叫约翰·科茨。女园艺师们经验比较丰富，已在诸如斯旺利园艺学院、雷金特植物园（Regent’s Park Botanic Gardens）和邱园之类的机构受过培训。即使最初她们的出现遭遇了男同事们质疑的眼光，露西记得她们曾“向他们表明我们准备好了全力以赴、奉献一切……终于，关系破冰了，我们产生了真正的同志情谊”。遗憾的是，在1922年之前的邱园员工名单上她们却销声匿迹，虽然标本馆的一些女职工留了下来。
英德之间的海战导致食物短缺，公共土地常被用来生产补给，正如这张1917年拍摄的邱园绿地照片所展示的。照片中的建筑是圣安妮教堂，它与邱园有一段漫长的情缘；威廉和约瑟夫·胡克都被埋葬于教堂墓地，并且两人的纪念碑均位于围墙之内。
1939 年，沙袋墙被堆砌好以保护植物标本馆。沙袋通常被用作临时的防御设施，关于它的使用还配有参考指南。
艾尔西·韦克菲尔德是植物标本馆的一位植物学家，明妮·希尔女士则是热带繁殖部的一名女园艺师，如图所示，这两人在标本馆急救站的入口处缝毛毯。根据农业部发给 ARP（大英帝国为保护平民免受空袭危险设置了一系列组织，并制定了配套的方针政策，1941 年 ARP 更名为“民防局”——译者注）全体人员的公函，在离开急救站之前，应用难擦除的铅笔或口红在重伤者的前额做标记，字母“T”表示止血带，“M”表示，“H”表示大出血，“C”表示毒气污染，“X”表示其他任何的需要医生立即关注的情况。
政府公布的安德森避难所是以约翰·安德森爵士的名字命名的，他作为英国掌玺大臣，负责协调空袭防御工事。这座防空洞靠近宫殿苗圃，照片摄于施工期，显示出建筑的基础结构是镀锌瓦楞钢板制的弯曲面板。上面覆盖了大约1.5米厚的土，能吸收大量的热能，从而保护里边避难的人免遭炸弹攻击。
如图所示，威廉·特里尔正在示范全面防毒气保护套装的穿戴，防空袭人员要经常穿它。1940 年春天，里士满成立了一支地方防御志愿兵连队（后来的英国国土警卫队），因有许多邱园工作者参加，很快便形成一个邱园兵排，共有 60 名成员，经济植物学家杰弗里·埃文斯爵士当指挥官，助理植物学家 J. 罗伯特·希利任副排长。与此同时，特里尔负责将邱园植物标本馆的标本和书籍转移至牛津，并受海军情报部门之托要进行一项不太明确的“植物学任务”。
战争爆发一个月后，英国农业部发起了著名的“为胜利而挖”的运动，鼓励国民把自家花园变成补给土地，来给自己的亲人和邻居供应食物。而那些没有花园的人，则可充分的利用公园的土地，就这样，整座城市的风光改变了。至 1943 年，超过100 万吨的蔬菜生长在这些补给土地上。邱园也尽力将部分园区转变为农产品种植田，并提供了关于粮食作物栽培的培训课。
农业部发起模块分配计划（Model Allotment Plan）是希望一片小区域要供应一个五口之家一年左右除土豆外的蔬菜补给。这片示范补给田位于橘园前方，方便游客前来参观，它的作用本是供私人农户模仿学习的。尽管它在室外，却能产出各类蔬菜，包括豌豆、荷包豆、胡萝卜、南欧蒜、洋葱和西红柿，以及各种药草、水果，比如苹果和梨等。
1940 年，园艺部的部长助理西尼·艾伯特·皮尔斯在邱宫前面的示范区演讲。战争爆发的时候，皮尔斯承担了邱园粮食和田地分配的监督管理任务。许多草坪被开垦成农田种庄稼，温室里的部分区域还种着西红柿。
土豆的每亩田产量比其他同类作物的更高， 这等能力使得土豆对于抗战异常重要。然而，土豆种苗的供应不足以满足需求，所以英国食品部建议邱园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于是邱园园长威廉·坎贝尔开展一些试验来评估改用块茎切片栽培土豆的可能性。他发现这样的解决方法不仅成功，而且生产效果更加好。如图所示，坎贝尔在仔细检查一批新收获的土豆。
为了让飞机能够轻便运输，土豆块茎切片在被送往马耳他、塞浦路斯和巴勒斯坦之前，会在泥炭盘上风干两周。那里的人可种土豆来代替战争引起的补给中断，因此英国境内土豆作物暴涨。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曾在 1943 年 11 月，即邱园的经济植物学家杰弗里·埃文斯爵士于英国农业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期间被一再强调。他强调这个方案“很适合殖民地的需求”，那儿的土豆产品“在战争时期遭受严重阻碍，靠船运送普通的土豆种苗总是延误时机，困难重重”。
1939 年，《邱园协会杂志》报道称：“女性园艺师时隔大约四分之一世纪，再次来到邱园，尽管装扮已经明显改变，但木屐的流行款式依旧一样，某些保存良好的样本可以做证。如今，在邱园的大多数部门都能看见或听见这些木屐［声］”。1940 年，有 14 名女性登记进入职工体系，1941年又有13名入职。大部分人预先受过园艺学的培训，其他人则通过本地辅助军团和女子陆军来到邱园。
战争期间，女性为国家抗战胜利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她们填补了被召集参军的男性留下的空缺。邱园雇用女性替代男园艺师，然而，和许多地方有工作期限一样，由于要接纳从战场上返回的男人们，1946 年女工数量便迅速减少了。
如图所示，1939 年，植物学家玛丽·露丝·福塞尔·杰克逊·泰勒正在植物标本馆工作。战争之前，植物标本馆职员名单里已然浮现了女性，她们担当的是研究、绘画或文书的工作。虽然战后数年，女工数量会降低，但仍保持一个稳定增长的态势，并且女工们为邱园做出了重要贡献。
夏季的白天很长，一般从早晨 6 : 30 开始一天的工作。对新员工来说，工作是灵活多样的，例如修整灌木丛、翻耕蔬菜田等。弗雷达·蒙迪于 1941 年 7 月进入邱园工作，她说道：“下午 3 点钟看游客坐在椅子上享受茶点时会很羡慕……10 点钟过后，邱园对外开放，我们就成了一个正规的咨询机构，不得不面对关于蔬菜培植的轰炸式提问。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帮助大家，比如在自愿承担的培养公众‘蔬菜意识’的工作方面， 我们也变成了专家。”
在盆栽棚屋内，一天通常是从一位更晚来到邱园的职工被派去擦洗陶器花盆开始的，前一天陶盆就被高高地堆叠在混凝土架上。其他重要却枯燥的活计有压碎陶器和筛分破碎的瓦片，然后分层铺放于花盆底部来帮助排水等。一旦花盆种上植物，园丁便通过敲击花盆边缘来检查浇水是否充分。这引得好奇的游客频频发问，布伦达·瓦茨作为园艺师说道：“有一天，一个游客问我们为何需要敲击花盆，我们回答：‘如果花盆发出空洞的声音，说明它想喝水。’于是这个游客轻拍他朋友的肩膀，说道：‘啊哈！跟我来—你需要一台沃辛顿（Worthington）牌水泵。’”
盆栽棚屋内的工作大部分不会被来访邱园的游客看见，但这儿的工人在邱园里扮演着至关紧要的角色，因为他们给巨大的温室和公开展览提供了大批植物。如 4 号温室展出了一系列季节性花卉，所有盆栽都必须在其中一个棚屋内准备好。这是艰巨的任务， 身为园艺师的维多利亚·潘恩讲道：“我们帮忙供应 4 号棚，你都不知道那些东西的需求量有多大。即使温室的中央有许多老式的盆栽，但展台全年都得用盆栽植物填满……每一年都会提前制订一个大致明确的计划。倘若出现花卉短缺或者空档，那将是一场悲剧！”
抵达邱园的女园丁们迅速融入劳动群体，还获得了以前不习惯和女性一同工作的男同事们的慷慨支持。其中一位表达了她对新工作的最初印象：“我 12 月份来的，园长很正式也非常愉快地欢迎我到来，我感觉相当温馨。我认识到我们会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很快大批公众就出现了，尤其在周末……公众会咨询各种关于花卉和蔬菜种植的问题，并带来少量植物请求鉴定。我们得知大家真心对邱园感兴趣，也关心我们女性之间是如何相处的。他们有时会批评我们的配色方案和植物布局……同时，我们收获的赞赏更多。”
1939 年，《邱园协会杂志》报道了它的新成员，宣称“7 个月，从她们第一次来开展工作至今……所有经过培训的女人……代替被征召去武装部队服役的男人和学生。她们受雇于繁殖区、园艺部门、花卉和岩石花园，及热带植物部门的某些岗位，在那儿她们尽情运用着各自的经验”。作者感谢新来的女园丁们跟她们所替代的男性一样熟练，还提及当时传统的大男子主义：“通过努力开创一项高标准的事业，[她们将] 会永远反驳倒伏荆芥（Nepeta mussinii）是唯一一种女性杀不死的植物的言论！事实上，邱园的女园丁如今是邱园风景的一部分了”。
到达邱园之前，布伦达·瓦茨在斯旺利园艺学院接受培训，还在加拿大渥太华的一个实验农场工作了六年。如图所示，她正采收蔷薇果，准备制作一种果汁，多亏了邱园在这方面开展研究，战争期间蔷薇果变成了贵重的维生素C资源。
战时环境加重了邱园的工作量，包括关于提高作物产量的研究和教育示范点的开设，但是邱园仍然需要定期维护。政府的政策强调，公园和植物园应该继续举办有趣植物的展览， 以满足民众休闲娱乐的需求，毕竟它们也算是一个能逃避现实的地方，游客去那儿可以见识到稀罕的、异域的和美丽的植物，例如兰花和凤梨类。然而，由于人事关系出现这样突然和彻底的改变，“有关部门”便有些担心：女园丁虽然具备能力和热情，但缺乏足够的经验照顾如此丰富多彩的植物藏品，而兰花被认为是最脆弱的植物。
战争使得邱园给予女性的机会更多了，但她们晋级升职的道路仍充满困难。直至1944年，虽然女性在邱园全体员工中占据大多数，她们却不容易晋升，仅有一位女领班助理维多利亚·潘恩身处园艺部门，第二年，她成为同一部门的代部长助理，这是女园丁曾经能得到的最高的职位了，可惜这个趋势没有持续下去。战争结束时，女园丁的数量就下跌了，甚至于到 1952 年时出现了一位女性都没有的情况。埃文·潘恩于 1948 年离开，转去帕特尼求得一职，教授园艺学。1954 年，女性重返邱园的职工体系，许多年后，她们的人数才与战争时期齐平。
1941 年 的《邱园协会杂志》记载，贝蒂·库珀，一位先前受雇于日内瓦一家苗圃的园艺师，会见了其他一些女性园艺师并分享经验。她发现“尽管一些年轻点的晚辈可能稍微有些惧怕，但所有人看起来都已经坦然地接受分配给自己的工作了”，而且“在园艺方面取得了成功，比如从岩石花园打碎石头到给兰花授粉的精巧技术—这又一次证明了女性的适应能力”。
女人们把她们由围裙和木屐组成的制服视为她们的“战斗装”：木屐有木制的鞋底加皮革制成的鞋帮，在潮湿的温室地板上被认为比橡胶鞋底更能提供保护。其中一位园丁珍·汤普森告诉同事贝蒂·库珀说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穿着木屐站在岩石堆上很难保持平衡。”
如图所示，女人们正在工作之余享受片刻的放松，但这一顿茶歇是明妮·希尔向园长亚瑟·希尔爵士提出个人请求后才给安排的，主任还只批准了每天下午 10 分钟的时间。
从左往右依次是：埃尔斯·詹森、玛格丽特·兰开斯特、贝蒂·库珀、不明身份、让·夏普斯和弗朗西斯·夏普斯。
对于许多女性来说，战争年代受雇于邱园的经历是她们第一次体验到有偿工作；同样地，许多游客是第一次看见女性在这样的公共场所工作。一位在岩石区干活的园丁珍·汤普森说道，她会听见有人喊：“瞧瞧那些女园丁！—噢我明白了，如今会聘用女性—嘿， 你喜欢你的工作吗？”游客们不等女人们回答，就自告奋勇地给出自己的答案：“我们喜欢。”
战争结束时，人们以为女性会回到家中，担任大家以前所期望的角色。有些人，特别是从事枯燥或重复性工作的人都渴望回归被战争剥夺了的正常生活，但许多人却抱憾离开她们的岗位，因为她们已经享受到了就业带来的自我激励、互助友爱和独立自主。即使许多女园丁离开了邱园，但有些人还继续做着其他园艺活计。例如，海伦·司腾特加入了爱丁堡的皇家植物园。露丝·马伯罗斯在帝国植物育种和遗传局下与土豆收集相关的部门担任职务，其他人则受雇于私人花园。